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类似的预测不准的情况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当2001年第1季度实现了8.1%的增长、政府部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促成了经济走势的重大转机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当时出现的可能只是一种随机的波动，甚至认为在当年下半年会出现新的衰退。结果这些预言并没有得到实现。

    屡屡出现误差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我看来，最近时期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不外两个：第一是由政府投资和国际市场状况引致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变化；第二是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高低。

    1998年中国出现市场疲软、经济走慢等情况时，中国政府也是针对这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的，这就是一方面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来促使需求扩张；另一方面用推进改革和改善各类企业经营环境的办法使企业的活力得以发挥。也就是说，采取了从需求方面和从供给方面着眼反衰退的“两手政策”。然而有些政府人士和公共媒体似乎更多地强调了“第一手”的作用而忽视了“第二手”的作用。由于政府不可能长期用高强度的财政投资来保持需求扩张，同时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从第二季度重新恶化，沿着这个思路去预测全年走势就必然地得出需求将趋于疲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回落的结论。

    但是，如果避免只重“第一手政策”的片面性，充分估计到后一种因素的作用，我们就会对眼前的图景和未来的走势就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从过去几年的经历看，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以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6600亿元，进行基础设施等投资）、温和扩张的货币政策（8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等对于迅速遏止投资下滑的势头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需置疑的。然而，更加重要和具有更长远意义的是政府的另一类举措。这一类举措能够极大地促使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发挥它们的活力。例如：

（1）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在1999年正式写入我国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为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奠定了政治基础；

（2）政府从1998年中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除对民营企业的束缚，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刺激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采取这些措施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每年数百万下岗职工创造岗位，然而它们所造成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围，成为激发我国民间创业积极性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3）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反复强调了“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必要性，使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中小企业和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真正的企业，使大量经济资源从陈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挥了更高的效益；

（4）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政府采用行业改组与企业公司化改制相结合的方法，大步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政企职能分离，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如此等等，也使它们的效益有所提高。

    在以上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中国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些所有制结构得到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良好企业制度和经营环境使蕴涵在中国大众中的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积极性得以迸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这种地区如浙江、苏南、珠江三角洲的GDP增长连年超过两位数、社会投资迅速回升、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而且就业情况良好，社会稳定，成为全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龙头。以上这些，是中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持续向好而并没有受到财政投资力度相对减弱和外部环境恶化影响的主要原因。就以对外贸易而论，我国出口在美国等主要大国经济重新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逆势而上，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从1999年起对民营企业开放外贸自营权，使非国有部门的出口强劲增长。

    十分明显，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变坏，只要那些促使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内生因素继续加强，它们也完全能够抵销外在因素的不利变化、而不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发生重大消极影响。

看来，这就是2002年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当然，2002年的中国经济不仅有辉煌的成功，也有不少令人揪心的事情。例如银行体系中巨额不良资产的积累，就是一个蕴藏着极大风险，亟待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发挥前面讲到的内生积极因素的作用还有很大的空间。十五大方针落实得比较好、企业活力发挥得比较好的地区的产出充其量只占全国经济活动总量的1/4。只要中国政府能够坚持和完善1998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扩大我国经济中的“亮点”，使我国8-10%的潜在增长率得到充分实现也是完全可能的。在稳定、高速、高效发展的过程中，过去积累起来的深层问题，就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

    如果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应当说，为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好势头，需要采取的措施是：

    首先，要对执行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的力度作出适当的调整，重在增强“第二手”政策的力度，充分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在企业活力和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的前提下，相机减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在继续实施“第一手”政策的时候也宜于从增加财政投资为主转向以降低法定税负为主。

    第二，对民营企业实行更宽松的政策，改善它们的投资环境，实现全面的国民待遇。目前先进地区民营企业除了把自己原有的业务做强做大外，正在向纵深发展，包括进军高新技术产业，参与西部大开发，兴办运用新技术的私人农场，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大陆华商的身手。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

    第三，加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力度，并且把这种“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调整和企业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在十六大规定的“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看来国有经济的这种调整和改革将会加快进行。

    最后，不论是先进地区还是后进地区，目前都面临着信用缺失、市场失序和缺乏法治的问题，这造成了许多企业经营上的困难，抑制企业创业和经营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加快政治改革和法治市场经济的建设。

    根据1997年以来的经验，特别是2002年的经验，做到了上面的这一切，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更加兴盛和繁荣的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