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为何与人们的感受相差如此之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在我国，一些学者依据宏观数据做出的分析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有很大距离，有的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通常来说，不是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物价的问题就是如此。

　　自从瓦尔德在1950年提出数理统计学的崭新理论，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决策的内容纳入统计范围之内，或者说根据统计来作出最恰当的决策。统计的重要性从此被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上。假如统计准确，以此为参照作出的决策自然更切合实际，反之，则可能导致错误决策。

　　3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指出：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多年过去了，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尤其是近几年上涨很快的住房消费，计算CPI时，“依照国际惯例”并不包括在内。

　　CPI剔除住房消费，一直遭到公众的质疑。去年2月，社科院金融所的易宪容先生提出：钢铁、电力、煤炭、运输、能源等行业，受房地产价格上涨拉动，其上涨的势头不减。试想，这么多行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为什么没有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上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剔除了住房价格的上涨而掩饰了这种价格传导机制的正常性。因此，用失真的CPI来作为国内利息变化的依据是不足取的。

　　我们知道，设立CPI的目的是为了反映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长。CPI是通过观察一束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成本的变化而计算出来的。在我国，目前最令公众感到沉重压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是什么？显然是教育、医疗、住房等。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就指出，20年来，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增长了25倍。我们的CPI假如不能真实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就存在失真的可能性。

　　目前的CPI存在的缺陷广遭质疑。它不仅在结构上不能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构成、在权重上不能体现居民的消费升级，在时效上亦不能确切衡量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试想，如果CPI与居民的感觉、与常识都严重背离，还能将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吗？

　　在美国，CPI的编制是由美国劳动统计局负责的。为了使CPI更能反映实际情况，他们现在每两年就要更新一次商品束，每月计算CPI时，要调查8万种商品的价格。

　　而且，在美国的CPI商品束组成中，住房在全部八大类商品束中所占比重高达40％。在当今中国，住房消费和教育、医疗消费所占比例，无疑也是绝对地位。公众自身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为何CPI却不能准确地反映出这一点？

　　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存款，在于对未来子女教育、医疗费用、住房等问题的担忧。这种不确定性预期，使得人们不敢消费。高储蓄不仅加大了银行的压力，也加大了中央拉动内需的难度。倘若CPI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现状，就会使得决策者以更大的决心和紧迫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采取更加严厉和系统的措施来稳定房价。反之，就可能作出相反的决策。

　　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一旦统计数字失真，背离公众的感觉还是小事，误导决策者就是大事了。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