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李银河女士关于性的话题并不是政治话题，但却并不等于说不具政治性或政治意义。作为福柯的信徒，李银河女士不可能不了解“性”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她如此声称，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言说的自由而使的“障眼法”罢了。

　　福柯曾经表示，要在权力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抵制。一切权力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等的基础——权力被它的存在基础合理化和合法化，同时又是一种对于它自身的存在基础的规训力量——权力与知识具有互文性，它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并不在权力本身，迎着权力走去必定会与它失之交臂。李银河女士的言论虽然不是政治，却可能危害政治权力的存在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与权力的正面冲突对权力的危害更大。因此，对那些“不是一般老百姓”来说，对李银河女士及她言论自由的容忍是不可容忍的。

　　在鲁迅《这样的战士》一文里，走入“无物之阵”的战士看见“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可战士“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这正是政治权力的奥秘所在，护心镜的存在既标示着权力的在场，又暗示着它的缺席。虽然这偏侧一掷击中了权力的要害，可作为“无物之物”的权力还是逃跑了，留在地上的“只有一件外套”，上面“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于是，战士便成了危险社会正义的谋杀犯和罪人——这就是李银河们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语境下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