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记者的采访手记所言，不珍视自己的行政权力，反而进行权力寻租，其性质不仅仅是行政不作为，而且还意味着公权力的“匪化”。对于这种公权力的“流氓化”、“匪化”趋势，其实并不鲜见。

　　然而，笔者认为，“技术保护费”所折射出的，并不仅仅只是公权力的“匪化”。这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向度。公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的“匪化”，其反衬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的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严重缺位。正是这种权利的缺位导致这种权力庇护主义关系的滋生盛行。或者换句话说，“技术保护费”所折射出的，是公民或企业的一种所谓“非制度化生存”之困境。

　　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对于江西省九江县的钢材经营户来说，在权利缺位或不均衡的现实景况之下，要寻求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扩张，就必须与公权力也就是当地质监部门，建立庇护主义的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庇护关系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乖乖缴纳所谓的“技术保护费”。

　　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的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腐败性交换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技术保护费”其荒诞的警示意义，不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而是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在于如何给企业一个制度护佑与呵护之下的生存环境，拯救其于“非制度化生存”的水深火热之困境。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走出这片“权利贫困”的沼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