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相对剥夺感”，其实并不深奥。农民工兄弟遭遇社会排斥，却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垄断企业员工享受高出社会平均收入数倍的高薪，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房价不断飞涨让百姓望而却步，有GDP增长却无发展的陷阱，人们不能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国民待遇，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等等，其实都在不断地冲击着那些“适应性较弱者”的眼球，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步步进逼，考验着他们心理底线的承受力。于是，如报道所说，随着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心理震荡”，自然是在所难免。不管你是超脱的“圣人”，还是落入红尘的饮食男女，面对这种“相对剥夺感”，能够做到气定神闲的，毕竟是少数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英格尔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时曾经告诫我们：“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警示我们，对于“心理震荡”切不可等闲视之。

　　笔者认为，要想有效预防和消除“心理震荡”现象，“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塑造出一种现代强势人格”，尚须从制度改进入手，以社会公平这一核心价值作为根本，来为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心理震荡”来烹饪一碗“心灵鸡汤”。因为如果没有制度兜底，可能人人都是弱者；如果没有社会公平作为根本，可能人人都会受到“心理震荡”的冲击。这就需要我们的治道变革要从多方面着手，比如，增加公共投入，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比如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比如下大力气改善民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基本民生难题，比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其实，换个角度看，这种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震荡”，民众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相对剥夺感，笔者认为，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目前状况的一种朴素愿望。随着处理方式的不同，这种“心理震荡”自然也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效应，比如公平合理的竞争、盲目的攀比、平均主义等均属此列。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所谓“国家的善意”，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所以，如果能够有足够的“国家的善意”的温暖、呵护与调理，那么，将这种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震荡”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并不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