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还传来另一条消息，中国科学院宣布，该院将专门设立科研道德委员会，受理院内和院属科研不端行为的投诉。与此同时，该院还公布了六大类科学不端行为的具体表现以便接受投诉和监督。我们当然希望此举能有效遏止科研领域中的腐败行为，还科学家以本该有的正面形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得不看到，中科院颁布的科研不端行为似乎都有具体的内容，比如，抄袭、篡改数据之类，人们只需对号入座就能把这类行为扫出科学殿堂。然而，更重要的是，那种软性的“科研不道德”行为呢？比如，我国的科研论文产出数量居世界之首，但论文的被引用率却位居世界之末列，这就是说，我们产出了一大堆“学术垃圾”以致根本就无人问津，“科研道德委员会”对此显然只能鞭长莫及，出品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依靠它们去评奖、升职称、获学位。而糟蹋的不仅是纳税人的金钱，更重要的还在于严重阻碍了我们科研实力的真正崛起。

　　当然，事情不全是科研人员本身的错。近日有一则小小的报道称，返乡回家的长途客车上，一位旅客在手不释卷地攻读那些难啃的资料，问他何以用功如此，原来是因为攻读博士学位必须有4篇论文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位博士生的回答让我们颇生感慨：这样的论文即便发表是否有用？这里的“有用”显然是指论文的科研价值，而不是论文作为博士学位敲门砖的价值。故事虽小，却点出不少问题，引人深思。科学家的刻苦精神之所以值得敬佩，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正在挖掘的，是一座有价值的科学宝库，而这大半来自个人的学术兴趣而非外在的硬指标和干预。今天中国科研界面临的真正障碍，也许就在于各种外在的行政干预，真正留给科研人员自主兴趣得以发挥的空间实在有限。而这种局面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又与我们科研体制布局存在高度相关性。比如，我们的科研主力大多分布在国家研究单位以及高校系统，这些部门本身差不多就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在此格局之下，要让科研人员摆脱行政干预谈何容易？而只要行政当局对科研提出种种硬性要求，就难保不出现科研人员铤而走险，做出违背科学道德的事情，甚至更隐性的腐败还表现在科研人员与行政人员的联手合作，从而炮制出如此之多的学术垃圾。

　　市场经济的要旨在于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中国的科研界在某种程度上也须引入竞争机制，并力促科研基金来源多样化。看看欧美国家的科研运作，就会发现其科研拨款更多来自各种名目繁多的基金会，为我们所熟悉的如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等都是具世界级影响的基金会，规模小的更是不计其数，资助的特色也五花八门，所出的成果则在很大程度上产销对路。中国的科研体制是否也有可能引入这样灵活多样且富有竞争活力的机制呢？就眼下我们面临的情况而言，成立科学道德委员会当然是及时之举，但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期盼中国的科技界还有更为深层的改革措施能够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