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城乡发展极为不平衡，中心城区和远城区居民无论是在就业、社会保障、基础教育还是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乡之间社会分工的不同所造成的，中心城区长时期以工商业为主体，进而促进了城市的大发展与繁荣，而远城区则过分依赖都市农业，长时间充当着中心城区的“输血机”，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武汉城乡户籍的二元分割也是城乡差距的过大主要原因之一，一直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武汉之所以呈现出中心发达，郊区落后的态势，与户籍制度的改革迟缓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武汉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和经济辐射作用的日益增加，城乡二元户籍结构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不单单是个人身份制度的改革，而是附加在户籍之上的诸如医疗保障、失业就济、教育均衡等方面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割，也就是说，户籍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根源在于它是利益的再分配，是将原本属于城乡居民的利益瓜分出一部分来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近些年来，武汉城乡的户籍一体改革之所以远远滞后于经济一体化，正是因为既得利益在作怪。

　　相对于武汉的城乡差距而言，武汉与城市圈内九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加明显，武汉在圈内的一家独大不仅是凝聚力强大的原因，同样也是武汉城市圈在各方面融通的最大障碍。基于这一认识，武汉城市圈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一蹴而就地推行九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而是借改革试验区的获批这一东风为这一重大改革先行搭桥铺路，首先实现武汉城乡的户籍制度一体化，在条件成熟以后再来推行城市圈户籍制度一体化，而不是将整个馒头一口吞。任何改革不是越快越好，而是在稳健的基础上保持最高的效率，细嚼慢咽总是狼吞虎咽最终卡住喉咙要好上百倍。